清末时期，大规模“闯关东”的现象不同于其他地方，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。提到“关东”，人们一般是指如今的东三省，这一地区曾被称为“满洲”，这正是清朝统治阶级——旗人的发源地和故土。在八旗军队入关后，满洲地区被确立为一个特殊的地域，成为了满洲人文化和政治的核心，因此，对于非旗人来说，进入该地区进行垦殖是受到限制的。
顺治年间之后，满洲与内地之间修建了一千多公里的篱笆墙，这段被称为“柳条边”的防线，既包含了柳条边墙，也被称为柳墙、柳城和条子边等。横贯山海关，延伸至开原、新宾，再到凤城南的柳条边，被称为“老边”；而自开原东北至今日的吉林市北部，则被称为“新边”。这条围墙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分界线，更是文化、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屏障，使得两地之间的连接变得微妙而复杂。
从山东人选择“闯关东”的原因来看，首先是由于东北地区人少地多的特点。只要能够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，便能够获取足够的生活来源，这成为了人们生存的首要选择。山东作为民国时期人口最密集的省份，自清代起便面临严重的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，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驱动了大量山东人向东北迁徙，相比之下，与其相邻的河北省则因为清初战争的惨重损失，人口显著减少，导致其移民数量相对较少。
其次，逃荒的背后总是需要一个目标，山东人向东北的迁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与亲属和朋友的联系。明代时期，辽东曾归属山东省，而山东人在向辽东移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因此两地之间的联系源远流长。清初时，已有49万山东人被迁往辽东，进一步增强了两地之间的亲属关系。到了清朝中前期，政府鼓励关内农民涌入辽东开荒，山东人凭借这条亲情纽带成为了移民的主力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鲁辽之间广泛的亲戚关系逐渐演变为清末民国时期“闯关东”的主要推动力，从最初的个体家庭，到整个村落，再到邻近县的亲属，形成了一个如滚雪球般的规模，最终迁徙的人口甚至达到了上千万，某些县甚至全县迁移以渡过灾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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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，如此庞大的迁移潮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生活习惯的适应问题。与其他地区不同，刚刚经历逃荒的山东人在东北并不显得孤立，反而因为语言和习俗的相似，令人感到亲切。这些逃荒者在东北区域往往可以找到来自家乡的同乡，甚至整村整乡的人员共同迁移到东北同一地方，他们在跨越地理界限后，人际关系依然保持着与老家紧密相连。这种社群的凝聚力，为他们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，使得山东人与东北的结合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再定位，而是生活方式上的无缝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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